六、道教和儒教文化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主要在民间发展，其宗派很注重自身渊源，以及外来经典的翻译和阐释。从本土先秦百家思想中发展起来的道教和儒教，是对道家和儒家思想的传承。既称为宗教，便是以“神道设教”，佛教里是逐渐将佛从彻悟的圣人神化，佛、菩萨在大众观念中演变成了神灵。道教中神灵的来源除了自身发展中重要的人物和根据自身理论及自然、社会现象的虚构人物，还有神话传说、历史中的一些著名人物，从佛教、儒教中吸收的人物。总之道教的神灵多而杂，神灵分神与仙，一个是先天神灵，一个是后天神灵，其中一些在中国民间社会影响比较大，如：武圣关羽关帝、海神天妃妈祖、捉鬼天师钟馗、汉钟离和吕洞宾等八洞神仙、赵公明和比干等九路财神、秦叔宝和尉迟恭等门神、三吉神福禄寿、月老、灶神、城隍爷、土地公、后土娘娘、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瘟神等等，有的神灵跟统治阶级推广有关，比如关羽、妈祖、城隍、土地，有的神灵更侧重满足民间生活祈愿，如灶神、月老、福禄寿，还有很多行业的神灵，或称为祖师爷，比如：酒业的杜康、土木的鲁班、茶业的陆羽，这些神灵也不单是道教的，像妈祖也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城隍、土地本是儒教神灵。三教在古代社会中即共存、又竞争，长期在民间的观念中或说在社会文化中也就慢慢混合了，尤其是都侧重于民间发展的佛教和道教，儒教则始终是自统治阶级推行。这种混合从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神仙的分类就可以看出，还比如孙悟空的师傅菩提老祖就是个佛道不分家的神仙。也有体现各教特色的神灵，比如儒教的昊天上帝、土谷之神，佛教的地府阎王、活佛济公，道教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儒教的神灵则主要跟祭祀有关系，儒家思想重礼，儒教的神灵以及祭祀本质上也是完善古代社会中“礼”的体系。天地君亲师，是儒教出于礼而祭祀的对象的一个说法。自西汉汉儒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在古代中国社会一直为统治阶级使用，儒教也就由此发展而来，儒教的宗教色彩不浓厚，因更多是为了古代社会政权确立正统，因此儒教中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比如古代天子举行的泰山封禅礼，在北京还有专门供皇帝祭祀的天、地、日、月、先农五坛，因而古代的朝廷也被文人称为庙堂。在这些三教神灵或被统治阶层承认的神灵之外，古代民间社会还有很多不规范的神灵崇拜，或不合礼数，或不合时宜，或祭祀神灵杂乱不为正统，统称为淫祀，《礼记?曲礼》中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因此也有官方规范民众祭祀的行为，比如战国时魏国西门豹智止河伯娶妻、唐朝时狄仁杰奏毁大量淫祠，这些行为对民间神灵崇拜的泛滥与伤天害理也起到一定约束作用。古代中国社会如今被形容为封建迷信，也主要是因为这些三教民间和统治阶层的神灵崇拜，这里面体现了泛神论、敬鬼神和圣人能人崇拜、祖宗先人崇拜的思想，也体现了实用或说致用的观念。总的来说这种崇拜是觉知不清和某些意愿的产物，都能体现好与不好的意愿，主要还是觉知不清造成的。
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均在两汉时期孕育，两汉时期，在一个分封自治逐渐消散的大一统国境内，西汉初期的黄老道无为而治思想被儒学取代，除了确立政权正统，也是为了提高皇家威严、加强中央统治管理民众、吸取经验怕无为而治会出现地方上作乱，西汉时铸币权回归中央，盐铁开始官营，有了一个富足的朝廷，把北方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可以集中兴修水利、整治水害，冶铁业也开始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铁器大增，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总而言之，两汉时期相比先前朝代，幅员空前辽阔，人口众多且广泛，统治阶层通过儒学礼治可以影响教化整个民众，民间和统治阶层整体上要安定富足很多，也使得社会文化得以有较大发展，多元文化得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周边文化得以和这个统一的文化互相交流。这个统一的文化，就是汉朝文化，所以汉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中国人被称为汉人，因着汉文化形成了统一的汉族。文化发展兴盛必然导致人们要从哲学思想或宗教思想中寻找宇宙以及生命根源的答案。儒教和道教都是着眼于今生，而佛教带来了关于死后的彼岸文化，虽然这个彼岸文化建立在三世因果、轮回转世的基础上，不同于亚伯拉罕一神教的死后天堂世界，但也给了人从死亡惧怕中解脱出来的勇气，以及不怨天尤人、今生向善而活的动力。儒教侧重于今生怎样在社会中好好活着，而道教则侧重于今生怎样好好活着、尽量避免死亡。
秦汉以来，道家思想之用在统治阶层和民间两大群体中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统治阶层的长生不死、延年益寿，以丹道以及传统中医药学为代表。丹道包括外丹术方面，炼仙药、仙丹、各种灵丹妙药，提炼丹砂或叫朱砂，就是血色的硫化汞，进而提炼成黄金、白银或含黄金、白银的合金的黄白之术（据说是欧洲炼金术的来源），因为相信黄金此类贵金属服用可以长生不老。外丹术促进了古代化学、金属冶炼、医药学以及制药在理论与工艺上的发展，包括黑火药的发明。丹道还包括内丹术方面，是通过人体精气神方面的修炼达到长生久视、延年益寿的目的，包括吐纳、导引的炼气方法，在体内修炼内丹之术，人体自身就有丹田，如同一个炼丹炉，内丹据说是精气导致的体内凝结物，同传闻的佛教高僧大德的舍利子可能类似，不过佛教的舍利还包括骨头之类的人体火化残骸。内丹术是基于人体的经络系统，有打通任督二脉的人体小周天经络气血循环，还有涉及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乃至整个经络系统的人体大周天经络气血循环，与内丹术类似的还有源于古印度三脉七轮的脉轮学说，被佛教密乘采用。内丹术除了人体的修炼，还包括修炼心性，就是所言的性命双修，这也是道家思想包括《黄帝内经》思想在个人自身造就上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是着眼于人体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所以中医的根本是道医，人体阴阳五行思想等医理，四诊和六经、八纲辨证等诊断医术，砭石、针灸、汤药等治疗医术，这些都是围绕着以人体经络系统为根基的这个核心理念，但中医药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渐渐失去了道医的传统，因医理难以透彻，而过于侧重于医术方面。道家思想另一个发展方向，包括堪舆风水、算命看相、占卜预测、星相历法、兵法谋略、奇门遁甲为代表的易学应用发展，这方面涉及面广而杂，人员良莠参差不齐，即有不少得道高人又有很多术士骗子，多存在于民间及士族。还包括以符箓、咒术、雷法这些为代表的，民间的去病消灾祈福，举行斋醮科仪，就是俗称的做法事、开道场，类似于儒教的祭祀礼仪，符的种类、用途都很多，道士还有授箓仪式，类似于阎王爷的生死薄，将一名道士登记在册使鬼神知晓，咒术和符术类似，有各种种类、用途，比如九字真言“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还有驱鬼的咒以“急急如律令”结束表示立即生效，雷法说是用来降妖除魔、召唤风雨雷电的，《西游记》中车迟国国师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三个妖精，与孙悟空斗法，使用的法术就是道教的雷法。道教的符箓咒术，其来源还是流传下来的古教会时偶像崇拜乃至基于对应知识的巫术，《山海经》中记载了黄帝时期制作的辟邪驱鬼用的桃人、桃符，还有黄帝时期的祝由医术也是以符咒为主，后世进入太医院的祝由十三科，这些内容就这么流传了下来。佛教中尤其密乘比较多用持咒，其来源应该也是类似，佛乐，包括中国佛教的梵呗，就是和尚念经说法的声音，这些都是通过听觉改变人的心性的方式，此外佛教密宗也做法事，和道教做道场法事是竞争关系。这一类的，就是从古教会时偶像崇拜还有巫术流传下来的，觉得不应该全盘否定，但也应尽量不去接触，就算出于好的目的接触也应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涉及通灵，巫术曾经的来源是古教会时期人出于恶欲利用了对应知识，如今这些人成了懂巫术的地狱灵。
道教的门派众多，并不似佛教宗派那样因外来而重视自身渊源，而是可以较随意立派，较随意改革与合并，相对不注重渊源与传承，因此门派很多合并和断承，到后期合并为符箓一派的正一道和丹道一派的全真道，再后来正一道也随道教整体衰微而趋于断承，只有全真道兴盛。道教的丹道发展从先秦的方仙道就已开始，秦始皇派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在东海寻找仙山求仙药，后世皇帝尤其有作为的皇帝求长生不死就是惯例。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好黄白之术，其门客编纂的《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涉及多家思想的黄老道学集大成之作，刘安本人据传是豆腐的发明者，也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服食丹药、白日飞升传说。但道教的形成是因着道家思想在民间的发展，东汉末年巨鹿张角创建侍奉黄老道的太平道，将黄老崇拜发展为神化黄帝、老子，太上老君即是老子的神化，利用五行思想中的居中为土、五色属黄，因而尚黄，所以起义军叫黄巾军，以中黄太一为至上神，向往黄天太平，就是理想中黄帝时期天下太平的世界，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也利用叩头思过、喝符水这种符咒方式为民众去病。黄巾起义失败后，崛起的五斗米道或叫天师道被吸收进正一道成为道教中的符箓一派，供养的创始人或第一代天师张道陵是张良的第八世孙，其真正创始者据说是张修，然后张道陵的孙子张鲁杀害了张修。五斗米道大多做法与太平道相同，进入三国两晋时期不需要谈起义，因入教需缴纳五斗米而得名，五斗米道教上层也成为了权贵，陶渊明所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实指不依附于五斗米道教权贵。北魏时期寇谦之用道教法事吸收皇帝入教，道教成为国教，天师道在寇谦之的改革下摈弃五斗米道先前的邪术，吸收了佛教、儒教的内容尤其是佛教积功德和儒教祭祀而大大改变，形成了后世道教符箓一派的雏形。魏晋时期的丹道兴盛，尤其是五胡乱华导致的压抑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道兴盛，有魏晋玄学与清谈之风，后世闻名的“竹林七贤”、“魏晋风度”这些文人雅士和纵情恣意，都跟炼丹药的产品五石散或叫寒食散有关系。东晋时期的葛洪所写的《抱朴子》总结了魏晋以前的道教神仙体系和炼丹理论。南朝的陆修静编纂了第一部道教经书总目《三洞经书目录》，后世屡次汇聚的道教书籍被称为道藏，佛道竞争，统治阶层对两教的态度很关键，佛教和道教都有受过统治阶层崇尚和限制，两教的书籍也各自汇聚，经历损毁和收集。儒教书籍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乱世损毁，倒没受多大损失。到唐朝，因李渊家族出于太原，为确立正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故立道教为国教，唐高祖李渊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李世明搜集社会道书，推进社会崇道之风，唐玄宗李隆基推动道教内部改革，剔除天师道迷信巫术的一面，使道教尽量回归道家思想，唐朝盛世时道教之风也兴盛。有一个“盛世无道，乱世无佛”的说法，是说乱世时，佛门人士归隐，修道人士往往出来替天行道、拯救天下，盛世时修道人士则归隐的现象。像姜子牙、张良、诸葛亮、丘处机、刘伯温，都是乱世起了巨大作用的修道人士。随着唐朝时钟离汉、吕洞宾，推动的内丹术的发展，到两宋之间终于由王重阳建立了道家除了正一道外最主要的另一个派别，全真道。王重阳建立全真道的故事比较传奇，金庸小说里又把王重阳类似达摩祖师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心性、武功均为绝顶。王重阳从终南山活死人墓出来后，到山东收了七个徒弟，就是“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后来又有和成吉思汗的“一言止杀”的故事，使得全真道迅速崛起，道教再次兴盛。全真道在内丹术修炼的基础上，坚持性命双修且以修性为先、先性后命，吸收儒释两家的《孝经》和《心经》思想，强调人在世间要先尽孝的本分，以澄心遣欲为真功，通过明心见性到最终全真识道的境界。除了继承传统道家思想以外，全真道也将丹药、符箓、斋醮科仪等道教内容重新整理，吸收了不少道教派别，重要的有也修内丹术但是方法上是先命后性的南宗金丹以及金初北方兴起的另外两个道教教派真大道和太一道。南方的道教派系天师道和上清派、灵宝派等符箓派也联合起来，组成正式的正一道。于是全真道和正一道这道教两大主门派便都成形了，到明朝时朱元章在争夺天下时笼络过南方正一道势力，后又认为全真道强调修身养性、独善其身，正一道更利于教化百姓、改善民风、巩固统治，于是明朝扶持正一道的发展。正一道也吸收了内丹理论，逐渐向全真道靠拢。还有明朝重修道藏，如今的道藏是明朝时的道藏。总的来说道教自明清以来是走向衰弱，不如唐宋及元朝兴盛，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派是道教的又一次兴盛，武当山因供奉北方真武大帝而被明成祖朱棣扶持，因朱棣为燕王镇守北方，以清君侧的名义夺取了本要传给朱元章长孙朱允炆的帝位。武当山因此修建了大量道教建筑，被明朝皇室扶持，成为“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岳之上，也成为了道教活动的中心。武当派大部分属于全真道，以内丹术为根基性命双修，其特点在于内家功夫，其名取自“非真武不足当之”，也说是张三丰希望武当弟子有行侠仗义、长剑出鞘的勇气也有及时收剑归鞘的仁心。中华武术的内家拳法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据说都是由武当内家功夫而演变成。因着金庸小说，就有了少林和武当在武术功夫界齐名的说法。内家功夫连同传统医学中发展出来的五禽戏、八段锦，同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医术、养生术及丹道，成为一个整体，成了道家思想或说道教的贡献。
儒教的神灵宗教色彩较弱，为与佛教和道教相提并论而赋以三教之说，而以儒家思想弘扬与发展为主。民国时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有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等阶段之说，是说不同的朝代对不同思想各有侧重。两汉经学就是“独尊儒术”后，儒学的发展。汉朝时因孔子晚年整理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乐经》失传定下五经，《礼记》保存也不全，后儒家经典逐渐增加到南宋时被定为十三经，除了《诗经》、《尚书》、《易经》，五经中的“礼”改为了《周礼》、《仪礼》和《小戴礼记》，“春秋”则分列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增加西汉时发现的《孝经》和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辞书之祖《尔雅》，以及孔孟的言行思想集录《伦语》和《孟子》。南宋朱熹把《伦语》、《孟子》和出于《礼记》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四书五经从此一起成了儒家最核心的经典。汉唐儒学以经学为主，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包括研究、探讨儒家经典的产生、演变与发展的历史，对经典文字、名物度数（名称、物体、规则、数量）的训诂（文字解释、以及音韵学），对经典义理的阐释发挥，对经典的考证等。从唐朝起，对于书籍的分类就有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其中的经就是指的儒家经典以及经学书籍，史指的是历朝历代的的史书及地理、目录分类等书籍，子主要是先秦诸子学说的书籍，还有佛道两教的书籍，集则主要包括诗词文曲小说等。现今古书籍主要是明清以后汇聚的，明成祖时汇聚的《永乐大典》只剩小部分，据估计有可能在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下有副本，只是挖掘技术还不够。清朝康乾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建国后还有汇编古书籍的《中华大典》。其中《四库全书》即是按经史子集的分法整理古书籍。魏晋南北朝时玄学以及佛、道盛行，到了唐朝奉行为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进入北宋后儒家学者开始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同时又吸收佛道思想来阐释儒家义理的运动。比如欧阳修推崇唐朝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提倡文道合一，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攘斥佛老，复兴儒家人文礼仪。唐宋古文八大家，除韩愈、柳宗元，其余六人都在北宋，而且都得欧阳修赏识或是其门生，包括曾巩和王安石，以及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人，他们也都是这种运动的先驱。这种运动形成的就是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就是宋明理学，或叫宋明儒学，其中最主要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以“理”和“心”为核心，还有以“无极、太极、太虚、道、气、象数、心性、事功”等类概念为核心的诸多学派。宋明儒学的新儒学思潮很重思辨，是在佛道两家的影响下完善儒家思想的形而上观念，因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从外在往内在看只到了道德层面，以“仁义”为核心指导外在，而当时的儒学经典没有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特别说明“仁义”的来源。如此《大学》和《中庸》被理学派重视的原因很明了。因《大学》可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总纲，其核心为三纲八目，从内在到外在，从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明明德，到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亲民与止于至善，不仅论及明白道德与君子治世，而且道出了“明德”也就是“仁义”的来源，要从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入手，这才是彻底的、高水平的修行，也就是大学。而《中庸》更接近道家思想，更为内在，其一开头提出的“天命、率性、修道”正是先贤“道统”的内在来源，修道则要谦卑受教，以“致中和”为修道目标，也就是中庸。“中”与“和”是符合“道统”的一体的两个情境的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明了“道不远人”、“素位而行”的修道观念，在问政时提出了“五道三德”和“为国九经”的观念，进而提出“修身至诚”的结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中“至诚”是为了天道，而修身追求“至诚”，则是为了人道。“先天至诚、从容中道”的为圣人，通过“择善而固执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修身追求“至诚”则是一般要走的路，也是达成中庸要走的路。《中庸》体现的思想和儒家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一致的。《中庸》思想述说了中庸之道是儒家追求的理想极致的状态、难达到与维持的最高境界，又述说中庸之道并非虚幻，在天地之间，在人间，要从自身修为着手，通过修身至诚的方式，使理想照进现实。《中庸》思想也反映了儒家思想根源上从属于道家思想或说和道家思想是一体的。程朱理学派以“天理”或叫“天道”为形而上的核心，“天理”能存于人心的形式即是《大学》的格物致知中的“知”、《中庸》里能使人达到理想状态的“道”，“天理”是宇宙的本源，并且是善的，赋予人以本性，赋予社会以礼，就是伦理、纲常、礼仪规范，因世间万物对人心的纷扰，使人陷入了过多私欲、偏离“天理”导致了迷失，“存天理，灭人欲”意即保留人心中的天理，尽量去除多余的超出基本需求的欲望，长久如此以达到“率性而为”、“从心所欲不逾矩”、“天人合一”的境界。程朱理学的理论是如此，而被统治阶层采用导致了强权恶俗则是另一说。如果说程朱理学更类似于道家思想，陆王心学则更类似于释家思想，理学的朱熹和心学的陆九渊及兄弟陆九龄两派人马有过“鹅湖之会”，这是古代的书院会讲之风。理学派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更重理性，心学派强调“发明本心”、“即心明理”，更重直觉，言明心为理的载体、“心外无理”、“心即理”，以及物是意识的对象、“心外无物、“万物皆备于我矣”的格物即格心的观念，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格心的目的，王阳明的心学四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概括了这种思想。王阳明年轻时立志做圣贤，七日格竹结果思劳成疾，才转向陆九渊的心学。儒家心学要追溯到孟子，到宋明时期显然深受释家影响，可以看到类似禅宗和唯识宗的思想理论。三教合流、儒释道合参从宋明以后趋势越为明显，因儒学一直为官学、普及百姓始终为主流，这场新儒学改革使得主流儒者在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认识上更进一步。
三教九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在组成部分，从经史子集的古书籍分类就可以看出，经部与子部基本为三教九流的著作。而史部，著作非常多，清朝时有乾隆定的从《史记》到《明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为正史，记载从黄帝时期到明朝的崇祯时期。还有编年体、国别体、记事本末体、专史、别史、杂史、稗官野史等等类型史书，或按时期分还有通史、断代史的分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是古人对历史的态度。东晋枭雄桓温之言“人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么也要遗臭万年”则道出了中国人普遍重视名声、名节的一面。历朝历代有史官记载修史，史官们会忌讳本朝皇帝而修改润色史实，或者说皇帝会操纵记载历史，有功绩或平庸尽量夸大夸好去记，有过错也尽量修饰或隐瞒史实，也因而民间野史丛生，不过这些记传体正史，是从王侯将相的生平去记载的历史，多失古代社会历史的细节与全貌。但是相比通过历史操纵社会意识形态的“辉格史”或叫“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些史书还是相对价值更高的，因作者以及史评也基本是立于三教九流中的正统思想立场。对于集部，则是相对偏文学创作的文学作品了。先秦散文与诗歌、汉赋与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后人总结的各个朝代比较突出文学作品类型，也是与中国文化中丰富的精神库藏。不过总体来说这些作品有现实和想象的两极，或倾向写实、说明和描述事物、提出疑问、揭露问题，表达对现实的情感或认识，或是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或远离现实的理想，浪漫的、基于现实改造想象的、完全是想象的，或传说、故事收集，想象的时空间往往比现实的大，都是无穷大但要高阶。入世，认识现实、陷入烦恼、发发牢骚或提出方案、解决问题或逃避问题，出世，不断找乐子或不断追求清心寡欲，这些是大家人生中的主题。总的来说写作都是出于人的爱，可摆脱不愉悦的情感和产生愉悦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