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威登堡研究中心 《生命真相》 三、先秦百家文化

三、先秦百家文化

三、先秦百家文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古希腊、犹太、古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内都出现了深远影响着后世的思想文化上的繁荣突破,在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文化。道家、儒家、墨家、农家、名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是被后世称为三教九流中的九大学术流派,还有兵家、方技家或者叫医家、轻重家也就是经济研究者、小说家等较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也在百家泛指中。道家、儒家发展成道教和儒教,和在古印度孕育、汉朝时期传入的佛教或者叫释家思想,一起成为了沁入中国文化骨髓三大教派。

道家和儒家属于先秦时期出现的主要本土思想流派。

道家思想以“道”为根本,《道德经》中对“道”的描述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按这句话的理解,“道”是天地的本源,对“道”的具体阐述就是对天地本源认识的阐述。《道德经》还有另一个主要概念“德”,“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可以理解到所指的“德”是基于人对“道”的认识以人为主体的用的规则。

道家思想概括起来或说“道”的概念觉得可以用西方学者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来描述,只不过哈耶克提出的概念作用在社会领域,而道家思想的“自生自发秩序”则充盈于天地万物、人与社会,是绝对、先天的秩序,这个秩序中已经包含了德、仁、义、礼、孝慈、忠信、俭朴,而人的思想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秩序,则是失道,就像树木失了根会死亡,失道者会像失根一样在相对概念中导致失道领域的灭亡。无论是人要认识“道”还是认识“道”以后,都应该“虚极静笃”,就是看破相对、放下我执、追求思想上的专注清静,认识了“道”,应该持守着对“道”的认识而无为,顺应“道”而无不为,如此万物将自化自定、没身不殆(开始到结束一直符合“道”,没有损伤)。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诸子百家皆根源于易学体系。诸子百家诞生之前,就有易学体系,“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之前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易学体系的存在已经非常久远,诸子百家诞生前,周室文化是易学体系的代表。道家思想和易学以及歧黄之术就是中医学相通,又因易学体系出现更早,道家创始人老子又熟悉周室藏书,自然认为道家是起源于易学的。孔子深受周礼影响,传言三次拜访老子,又完善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把《易经》作为儒学经典。诸子百家文化互相影响,又可以说都受道家思想影响比较大,又都同处于周室文化之下,所以可以把易学作为诸子百家思想根源。经历诸子百家时代之后,易学的发展主要是道家易学、儒家易学以及易理、象数、数理方面,儒家易学偏向社会和人文,易学可以从象、数、理方面去解读,道家易学更能体现易学的核心,在易理以及象数方面,还有就是医、易不分家,易理也和传统医学思想相通。因此道家也成了后世易学体系的代表,囊括了易理易学、象数易学、数理易学以及传统医学。医、易、道,可以用道来统括,所以也可说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与根源。

儒家思想相对比于道家思想则要外在一些,以仁为核心因着爱人提出的品德:“义、礼、诚、信、慈、孝、悌、智、忠、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等,其中“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或者叫五德,“克己复礼为仁”的“礼”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德,《中庸》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诚”道,《大学》里三纲八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应用于人自身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与使用。“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可以说是认识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在内在修身上注意理与心,明白理的极致与注重心意的真诚。“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仁义思想是儒家思想在用上的核心原则,春秋时的孔子更重“仁”德,战国中期时的孟子更重“义”德,以及其“性善论”,战国末期时的荀子更重“礼”德,以及其“性恶论”和“礼、法”并重,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面对世道治乱时的侧重与发展。“礼”德则是孔子在“仁”德之外的另一个特别强调,周公摄政时完善了周朝的礼乐制度,“礼者,体也,履也”,心为体,实践为履,所谓“礼”就是心应该怎样的具体实践,倡导“礼”德实际上也是在实践中去体会怎样用心,以明白“仁”德,周朝的礼包含了当时人们一些重大、常有活动的具体实践,乐用在一些礼的活动中,则起到了这些社交中沟通、交流情感的作用,周朝的分封制度到后来形成春秋战国期诸侯国并起、礼崩乐坏的状况,孔子成长于周公封地的鲁国,从小学习周礼,深明白礼乐的作用,也把复兴周礼作为恢复人们有“仁”德的核心方法。同时儒家思想中十分注重教育、教化,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一打破权贵阶层教育垄断、遵循学生个体特点施教的教育理念,孔子本人也是创办私学、广收弟子,传授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实施自己的教育理念。另外儒家人士提出的三纲五伦六纪等人伦思想,本心初衷也是在当时社会倡导伦理道德。

一家思想流派的提出生成有其致用的目的,往往也代表了提出者自身的群体立场。以统治阶层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群体来看,儒道两家的主流代表人士都属于士这个群体。致用主要是两点,除了个人的修身养性,还有为统治阶层服务以及确定社会治理的秩序。道家思想在个人修身养性上容易上手且更深入,而在为统治阶层服务以及确定社会治理的秩序上,儒家思想无疑更适合,尤其是仁政和礼治的思想,更易为普遍内在未开化的群体接受,道家思想顺从“道”的理念也适合于治理社会,但从道家思想分化出来的法家思想最终导致了秦政下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后世“外儒内法”的统治一说。

墨家思想中最主要的是“兼爱”,墨家是形成了较严密社区组织的先秦思想流派,其主要包含了士与农、工群体,正是不分等级的“兼爱”思想的体现,墨家思想据估计受道家思想中文子的思想影响比较多,“兼爱”思想本身也是仁爱,但儒家思想的“礼”德至“仁”德没有对既定社会与统治阶层的反叛,而强权加错误的社会秩序必然招致民反,“兼爱”思想实际也是代表了平民阶层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反叛的仁爱。墨家思想的“兼爱、交利、天志、明鬼、非命、非攻、尚贤、尚同、非乐、节葬、节用”,都是代表平民阶层从实际出发对个人、政治、民生的观点,与儒家思想同作为显学,也和儒家思想形成了对立的诸子百家争辩的局面。比如“兼相爱,交相利”中体现了利人与仁爱的一致,和儒家思想也形成了“义利之争”,在于利本身是中性的,人贪利能违背义,人顺从仁义则和互利是一致的。“天志、明鬼、非命”,则体现了平民百姓相信上天为人益处、兴利除害,相信鬼神存在、惩恶扬善,相信命运可以靠努力改变、自助者天助,这些朴素、自强的大众观念。“非攻、尚贤、尚同”,则体现了平民百姓不希望统治阶段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有的战争杀戮,国家应该任用有真才实干的贤能人士,能天下人人平等看待、谁行谁上,这些政治理念,也体现了民众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非乐、节葬、节用”则体现了平民阶层对于拒绝尤其是统治阶层定下的礼乐制度的铺张奢侈浪费、倡导人人节俭的民生理念。墨家的主要群体是工与农,农耕社会促使了工这个群体的形成,除了满足农耕需求,工的创造性也极大丰富和扩展了广大平民阶层的生活和需求,墨家形成的工匠精神即是基于此环境,墨家巨子也是工匠大师。不同于墨家侧重于工,农家则单纯代表了农这一群体的主张,农家的主张是“顺应天时、农时”的重视顺应农业自然规律、总结农业经验发展农业的思想,“修饥谨,救灾荒、劝耕桑、足衣食”的防治自然灾害、使民有基本足用思想,以及“农本商末、重农抑商”,为了使农业兴而抑制造成农的负担的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投机取巧。墨家思想的特点是朴素、理性、自强、实用、大众,讲究逻辑,也包含着墨辩这一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也是中国古文化中的形式逻辑,相比名家“重名”的逻辑更为完整,墨辩、因明学和古希腊逻辑学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三大逻辑体系。名家思想的独特性体现在“重名”的特色,相对“重名”的是“重实”,也就是更注重藏在语言映射符号下的语义本身,无论是形象的还是抽象的概念,形成的名学本质上是对形式逻辑中最基础的一步——对概念的定义的探讨,也可促使人们对认识论的思考,名家思想中的“合同异”派运用辨证逻辑,说明不同名下概念的实际是相对的,本质是相合的,“离坚白”派则用从感官出发的逻辑说明名下概念的实际的稳定差异,有点后世王阳明心学的味道。

先秦时代成就秦制的法家思想,严格地说是在“性恶论”的前设下的法学思想。在战国七雄中,楚国地大而保守,吴起变法失败,内部问题严重,秦国与燕国都是偏居一隅,其中燕国是周武王弟弟的封地,秦国的周礼色彩相对东方六国要弱,也是秦国能推行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赵、魏、韩来源于三家分晋,居于中原地带,四面受敌,忧患意识强烈,也是法家后期代表人物几乎都来源于三晋权贵、得名“三晋法家”的原因,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姜太公为齐国量身定制了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策略,齐国一开始就是礼法并重,政治开明,文化包容,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代霸主,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当地一直存在着的齐法家一派形成了早期的法家思想,到战国时期田氏取得齐国政权,开设了稷下学宫这一百年学府,收纳诸子百家各思想流派,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七国中的文化基地。从“法”的本质看,就是秩序,道家的“道”也是秩序,“道”觉得可以说是西方法学上的自然法,儒家的礼治本质上是则是习惯法的秩序,而法家思想的“法”,则是要归结成文法的秩序。齐法家一派较早,重“势、术、礼、法、教”,“势”指的是权力的集中、动员和施行程度,“术”主要指的是识人的方法,“礼、法”就是讲究礼和形成成文法,包括刑法,刑法主张宽容,“教”则是教导,终究目的还是使民得到教化、能尽其职。秦晋法家以韩非以集大成者,以“势、术、法”为圭臬,“势”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术”重在辨别忠奸,“法”重在以刑制止违法、以利引导民心。韩非、李斯师从稷下学宫的荀子,稷下学宫以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为官学(原因据估计是田齐政权出于陈国,老子为陈国人,各家思想流派尊崇古圣贤,比如墨家尊崇大禹、农家尊崇神农,故在老子前加黄帝),荀子受当时世代、齐国文化及黄老派道家思想影响,其儒学主张已经偏向于法,强调“礼法并重”,持有“性恶论”,秦晋法家思想也以“性恶论”为前设,商鞅与韩非的六虱五蠹思想都意在消除民众的除了遵从统治阶层意愿外多余的思想与行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民众变为近乎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无论上级下级人人争取军功的状态,军功以敌人头颅数量为依据,使得秦国类似军事帝国、秦国军队成为六国均害怕的虎狼禽兽之师,长平之战可见一斑。秦制在法家思想下的成功也使得秦晋法家思想进入了后世的统治阶层思想,影响深远。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两人师从鬼谷子,纵横思想是地缘政治思想,只要分析的依据充分,比较容易说服各国统治阶层,“朝秦暮楚”、“远交近攻”是出自纵横思想的博弈,终以六国合纵攻秦失败。阴阳家以稷下学宫的邹衍为代表,融合阴阳与五行思想,提出五德学说,此后朝代以五德之一为自己立正统,阴阳五行思想也在中医之中,也是方士、术士、道家丹道的指导思想。杂家思想以《吕氏春秋》和西汉时的《淮南子》为代表,代表了各家思想融合的一个趋势,百家争鸣导致各家融合,稷下学宫本身是一个各家思想融合的代表,《管子》一书就收录整合了多家思想,荀子是个各家思想融合的代表,鬼谷子和张良也是,杂家思想也可以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去融合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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